星闻明镜|Truth in Mirror

古有花木兰女扮男装，替父从军，征战疆场多载，屡建功勋，却无人辨其为雄雌。今时谢木兰人代会上突破阻隔，不负村民委托，获赠日夜思念的胡主席的签名，不禁流下激动的泪水。

谢木兰是来自江西余干县瑞洪镇镇郊村的妇女主任，作为为数不多的来自基层的代表，点缀着人民大会堂。在头顶“乌纱帽”的官员与政治光环的知识精英面前，质朴的谢木兰的身影显得有些弱小。即使与同是来自农村的三个农民工代表相比，谢木兰这片绿叶也不那么醒目，黯淡很多。但这都不能阻止其履行代表职责的决心。

“人大代表人民选，人大代表为人民。”此一句很好地说明了人大代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。但这种代议制民主在追求效率的同时，也有其自身的局限，即民意能否真实反映受制于多种因素，其中之一即是代表能否理直气壮直陈意见，维护所代表人民的利益。讹能传讹，好话经他人之口转述也会丢精华取糟粕，剩下一堆无用的残渣。因此，为防代表失职，以准确传达民意，法律对代表的罢免程序作了明确规定，使代表有了隐忧：做不好人民的传声筒，就会被人民给捅下来。但是，代表有没有向上面传个话，捎个口信，人民一般难以知晓，电视上只看见领导们对着镜头读报告，却没见选出的代表为自己的利益起劲争执，乃至争个“头破血流”。他说他说了，却没人理睬，因无从考证，也就只好让他继续代表下去。因此，除涉及贪腐等犯罪而被罢免外，代表少有被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罢免的传闻。至于代表如何把人民利益放心头，似乎只能听凭其良心做人了。

谢木兰此行即怀揣着所代表人民的重托，将其所在村民们因受益新农村建设的感激之情带给胡主席和温总理。在第一次出击受阻后，她仍不放弃，最后经人帮助来到胡主席身旁，蹲下身去，并轻声说：“主席，我是来自江西的农民代表，家乡大变样，乡亲们让我来感谢您，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好才让农村变了模样……”同时，她也传达了村民们希望能看到主席的亲笔签名的想法。最后谢木兰拿到了“沉甸甸”的主席签名，当周围代表羡煞之时，她却流泪了。

谢木兰成功地传达了民意，也立此存了照，真可谓”不辱使命”。但代表应以什么样的方式传递民意，反映民情？恐怕腰杆子正是必备的形式。人民都当家作主了，代表人民的代表当然腰杆子要正，底气要足，否则这主人的姿态往哪里摆，主人的地位在哪里显。一味地放低身态，看大接受民意者，所传递的民意将会被打折扣。因此，民意要传，但要传得适当，这是代表可为并应为之事。

饭不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因言获罪、祸从口出之事自古就有。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，想要收回，比登天还难（现在登天好像还挺容易的），即便当事者就所说的话达成了谅解，但已说出去的话实实在在存在过，伤痕或利害都已显现，只是双方选择淡忘，试图抹平记忆，翻开新的一页。而一旦再起冲突，说出去的话又会被提起，成为话柄、攻击的利器。然而，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，即使说出来后不见得管用。

“两会”会期虽短，但也要解决国家大事，也是代表和委员展示自己的舞台。要知道，亿万观众在关注，能成为焦点，也不逊色于每年要削尖脑袋挤进春晚的明星们的风光。但是，由于”开会没有不隆重的，闭幕没有不胜利的，讲话没有不重要的，决议没有不通过的”，”两会”上的代表和委员仅仅投投票、表表态、鼓鼓掌是吸引不了麦克风的，借提（案）发挥，既是履职的表现，又是吸引眼球的良方。

 因此，千人大会上，千口齐发声，有人爱听，有人急跺脚。昔日的女首富的一句建议取消《劳动合同法》里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，立即引来一顶高帽子—-为富不仁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明星走到哪里都是光芒四射的，在”两会”上也不停地向四周散发着”光和热”，但提的案却毁誉参半，有人叫好，有人不领情。”红色后代”齐亮相，不说话，也是闪光灯下的焦点，合照，没问题。正所谓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，有人却偏偏要过一把口舌之瘾，全国一边倒地用”三个代表”、”科学发展观”来指导建设，可还是许多问题解决不了，因此还得请出毛泽东思想，这里倒不是鼓吹毛泽东思想，它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但可以用它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难点、热点问题。

“两会”代表忙，记者也忙，话筒一出，有人就闪旁边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可是，关起门来，内部讨论，那个针尖哦，那个麦芒哦。媒体虽然都带着”长枪短炮”上阵，但没有任何敌意，尽管通州之事不久刚发生，但那是蹊跷的误会，这不刚卸任的肖扬大法官的仰天大笑的定格不就被汪洋书记视为”是对他个人政治生涯最大的安慰”嘛。

有人有平台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最爱，有人却无处发声，那好，就大胆做出来。沪杭磁悬浮项目究竟会不会影响所涉有关小区居民的身体健康，终局性评价还未出，却有年内开工的风传，居民为求自身权益只好走上街头。几次”走路”，辛苦总算没白费，15日上海市政府公布的2008年重大工程项目中，未把磁悬浮项目列入。这应该是厦门PX项目后的又一次人民的胜利，但PX一事还没完，还有人在表达意见。

拿出实际行动，还有台湾的”四君子”。不过，”君子”一时脑热，也会成为”傻蛋”的。3月12日去”踢”民进党的”馆”的国民党籍四立委，”踢”时意气风发，”踢”完也玩完。谢长廷这下不用再圆”美青周”偷报纸这个谎话了，可以直接批评马英九管不了自己手下人的”胡作非为”，怎么爱台湾，怎么护台湾？尽管”肇事者”之一费鸿泰拿项上人头欲为马英九败选负责，但”四傻蛋”的威力会不会比”两颗子弹”来得更凶猛一些只有等到3月22日才见分晓，不过马英九选情已出变数，在”超级星期六”喊出危机意识。

东莞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最近很烦，一是没能蝉联2007年胡润富豪榜女首富的宝座，而且还是输给了杨惠妍这个小妮子；二是在政协会议上的慷慨直言遭人质疑。

放下手边繁重的工作来北京参会的张茵，原本只想做好一名政协委员应做的事情——参政议政，却没想到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，“风头”几与将耗资300亿的“中华文化标志城”无两。这是她始料不及的，也是不想发生的。因袭旧时传统，现时中国富人喜欢隐姓埋名，埋不了名也要尽量减少曝光率。

给张茵“惹祸”的是其提交的三项议案，分别是：应取消《劳动合同法》中关于“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”的规定；税率太高会吓跑富人，建议为月收入10万元者减税；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，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。

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向大会建言献策，爱提什么提什么，本无可厚非，但一则“两会”被视为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，其重要性程度（至少就官方宣传而言）不言而喻；二则身为民意代表，委员或代表应充当好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，并就民生议题充分讨论，切实维护所代表民众利益。因此，每年“两会”上的提案都受人关注，成为媒体和民众热议的焦点。

但是，并不是所有的民意代表都深知自己的使命，并充分行使应有的职权。有代表、委员借“两会”之际热衷宣传自己的企业，把“两会”当成了一个很好的宣传舞台；有委员甚至说，“钉子户”也导致了房价上涨，把开发商都当成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和过街老鼠是不公平的。对此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（via 星岛环球网）发表题为《新社会阶层需要政治成熟》的文章，称一些新社会阶层的代表、委员，缺乏必要的政治意识。同时，长期以来，中国的政治空间相对缺乏私人企业家对公共决策发表意见的渠道。现在，他们开始获得这种渠道，究竟该说什么、该做什么，需要深思熟虑。而新社会阶层在“两会”这样的政治舞台上带有强烈利益偏向来谈论一些公共问题，是不合适的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舆论对新社会阶层、尤其是其中的商人群体参政议政能力的怀疑，对近几年贫富分化背景已经相当敏感的民众的神经，可能更会再次受到不应有的刺激。

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政治意识不强是现实情况，毕竟客观环境不允许，社会没有比较成熟的政治讨论氛围，禁忌领域过多。而委员与代表又为本职工作所累，非专职化使其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能力受到局限，如何了解民意、反映民意，成了问题。这使得民意代表成了政治“花瓶”。

但是，民意代表总归是要替其所代表的群体说话的。这是其职责之所在，也是其之所以为“代表”的权源之要求。因此，总体来说，虽然张茵的提案触及了一些人的神经，但她确为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群体发言了。这是她在其位的正常行为。正如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她很坦荡，很平静，“我在代表我所在的阶层，说出我所看到的。对国家有利的，我把它提上来说。可能我是站在我的角度来看，国家是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，作为一个政协委员，我肯定是拥护国家的法律，这是最基本的原则”。

哪些话能说，哪些话应立即闭嘴，这个度很难把握。在社会政治成熟度不够、民众政治意识不强的情况下，究竟是用左脚还是右脚踩在不能越过的“红线”实在是一大学问。

在遭人几番议论之后，张茵表示，她作为政协委员，献言献策是她的工作，现在她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今后不会再说《劳动合同法》这个话题，是否修改《劳动合同法》，由政府决定。

2008年第一期的《艺术与设计》以咖啡豆与切·格瓦拉为封面，设专题介绍“左派”设计。内文中一连多页图解“CHE”文化的影响，而少有的文字部分却着墨较多以区分“左派”与“右派”、“左倾”与“右倾”。

是“左”还是“右”，似乎并不好判断，不像做二选一的单选题。尤其是在现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下，政治意识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明显，“中左”与“中右”力量的壮大，让“左”“右”之分更显混乱。“左”“右”搞不清没关系，幸好有人“发明”了“阶层”这个词，让有心之人自我归类不掉队。只是少了阶级色彩的“阶层”，斗争仍未停歇。

新一届人大选举，沿袭十七大的创新意识，吸引了眼球，也让人浮想联翩。有媒体报道，部分地区人大代表在成分比例上有所变化，当官的少了，工农阶层的名额有所增加。其实，说来也是，不论人大手握橡皮图章还要坚持盖多久，父母官与小民混在一起，在传统意识里总是有些不伦不类的。都说父母官要爱民如子，这个悬殊的地位之差就很能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。在家长制仍不过时的今天，父母官包办一切似乎有情有理，子民偶有意见，也会被“长辈”的“教导”而变得温驯。因此，不要说让小民们与父母官争抢橡皮图章，就是让他们与父母官平起平坐在一起讨论问题，也会在潜意识中留下“罪过”的阴影，只能以“荣幸”聊表畏敬之情。

让当官的当官去，让子民们继续高谈阔论。这实际也是好父母正确对待孩子的方法。只有了解到孩子的需求，知道他哪里出了问题，什么地方不足，父母才能对症下药，应时行动。当官的只知道“唯马首是瞻”，却不知道后排众人的衬托，实难成为好官。

眼下，就人大代表组成状况而言，工农阶层所占比例过低。尤其是全国人大，从1975年四届直到2003年的十届，工农比例持续走低，十届全国人大更是降到18.4%。如果拿此数据对照《宪法》第1条第1款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”的规定来分析，是否有违宪的可能？

虽然时下“科学发展观”成为时髦用语，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仍是中心议题。在目前人大代表专职化难以成行的情况下，提高基层代表的比例，才能更加真实有效地反映人民的要求。过多的官员代表，只会让人大这个民意机构变得更加官僚，干干盖章的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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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限制官员代表是人大组织建设的有益探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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